【谢春池新作专辑】青春东留住

2018.1.31 阅读:123 作者:谢春池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汉忠学长 


有诗为证

我的记忆力至今还超常的好,在厦门知青群体中,颇有口碑。但,上山下乡的1969年,我究竟前往武平东留一次还是两次,竟穷尽记忆而不能确定。我一生中仅记了整整一年日记,即196962日插队第一天至197062日,只要一查,即明白,不过,那本精装的日记本于1977年丢了。近日,编定厦门知青东留赶大墟和文学采风的一批文稿,突然想到,或许从我插队时期所作的旧体诗词里,能觅到当年一些踪迹。不抱任何希望地找出拙作抄本,大喜过望,终于确定,那年秋冬时节,我去了东留两次,有诗为证:

 

武平城外芦花飞,

犹是雪涛连天来。

傍山依水独车过,

千里武夷两边开。

19691013日于东留

 

此诗平仄有错,应为“依水傍山”、“武夷千里”;武夷也不确,武夷余脉非武夷。关键是诗后所记的时间和地点,绝不会有错。

我的第一次东留之旅如诗所记,时为:19691013日,是应黄俊生兄之邀成行的。俊生兄欲往与东留公社接壤的万安公社探望他的胞弟黄颖生。我俩从插队所在地上杭县湖洋公社搭班车至武平县城,转车直奔东留公社,先去探望在封侯大队插队的黄汉忠、廖文格等学长。

那天抵达东留墟已近黄昏,又徒步几里路,至封侯大队,正是掌灯时分。第三天早晨,原路回走,在东留墟搭班车至万安墟,徒步二十几里前往颖生兄插队的小密大队。来去匆匆,根本没时间好好看一看东留是什么样子的,倒是写了绝句《万安小密遇雨》:

 

雨落重山山尽空,

门前垂柳压飙风。

惊人乃鸣秋色赋,

一夜芦花挂紫红。

19691017

 

小密是一个美丽又寂静村子,一道弯弯曲曲坎坎坷坷的窄小山路,让它与外面的世界不致以彻底隔绝。颖生兄一帮子和我们一样从厦门来的知青,被困在这么偏僻的山窝里,如何的沮丧、孤独,甚至无望。离开小密村48年,此番东留采风的第二天上午,我因不去汉仙岩而推迟进东留的时间,武平县作协主席郑启荣兄驾车至客都汇酒店载我,车过万安,虽赶路,我还是很想拐入小密看一眼。停车问路,乡亲答:还好远哩。只好作罢,来日再来。

我的第二次东留之旅,也有拙诗将时间记下。此行非常即兴。196912月初,我初中同班的陈成福兄独自一人,从插队的武平中堡公社至我插队的上杭湖洋公社串联。先到水埔大队寻访我们初中同班的陈大材兄,住了一宿,第二天,走了二十里路,到湖光大队湖洋村找我。成福兄大材兄和我是班上好友,三人相见于异乡,十分高兴。我把同大队的同班女生舒秀雯、同年级的女生杨建平邀来一聚。成福兄邀大材兄和我去他中堡插队的大平村一游,大材兄有事去不了,我则答应;我又拽上秀雯、建平两位女生同行。第二天,我们一行出发,从湖洋墟走三十里路至本公社的寨背墟,与大材兄分道,他返水埔,我们四人走山路,去与湖洋接壤的中堡。126日,遇雨,我写下《到中堡》:

 

秋风细雨中堡镇,

百里迢迢闻琴声。

一片深情风雨路,

笑声已到凯旋门。

 

 我没想到这趟出行,竟走得这么远,不到十天,中堡—武东—大禾—永平—万安—东留—城关—十方—高梧,回到湖洋,徒步或许超过二百里路。

到东留,应是128日吧,记得在封侯大队住了约三天,在我的脑海中刻下东留的几多印象,一生难以泯灭。

两次东留之旅

第一次东留之旅,在封侯,文格学长就告诉我,汉忠学长将同学朋友寄来的信,装订成册,如果再遇上“文革”初期那样的事,又有人去告密,写信的人不就遭殃?!“文革”初期的亲历者心有余悸,不止文格学长一人,况且,“文革”浩劫还在神州大地肆虐,我自然完全理解,心想:汉忠学长胆子够大。

当天晚上,我就见到汉忠学长那一大册装订得整整齐齐的同学朋友的来信,里面也有几封我寄的信。汉忠学长像捧着圣经那样捧着它,让我的心一震,顿生一种深深的敬意。汉忠学长不仅重情重义,还神圣高洁。我蓦地明白:他是一个精神重于物质的人。在异乡,如何安慰孤独的心灵,这些珍藏起来的同学朋友的来信,胜过杜康。在汉忠学长看来,这并非一封封普通的来信,而是一颗颗心灵的寄托,在他心灵中又变成文学与人生的寄托。26年之后,这一封封同学朋友的来信加上母亲的来信,让汉忠学长写出厦门知青文学里的名篇:《七月冰心——闽西·1972》。

汉忠学长他们队的厦门知青不少是我们厦门四中(即大同)的学生,而且,皆是“文革”派友,以老三届高三学长为主,其他届的学弟学妹也有好几位,如我的同班女生施秋芬。若不是我们学校的知青,则是兄弟姐妹或亲戚好友。我和俊生来到他们这个知青点,好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无拘无束,倍感温馨。第二天,我俩道别,前往万安,一群帅哥美女送至路口,汉忠学长嘱咐:“春池,再来。”我答:“我一定再来,不过,你们该到湖洋走一走。”“争取,争取。”遗憾的是,直到几年后汉忠学长招工回到故乡厦门,他都未踏上湖洋一步。要知道,插队那几年,他们从东留返厦门探亲、从厦门回东留务农,每一趟都得从湖洋墟乘车而过。何因?命也!

第二次东留之旅,来封侯,可谓“湖洋纵队”两路“会师”。我这一路即我和秀雯、建平三人,另一路是和我同生产队知青点的同校初三学长庄树立兄,邻大队高三学长薛来祥、方沂澜二兄,我没想到的竟然还有蔡约翰兄。这两拨人马不仅都是厦门四中老三届同学,更都是四中同一个造反组织的红卫兵派友。当然,让我最没想到的是,完全没有彼此的信息,根本不知道对方此时正在何处“游击”,却不约而同地同一天抵达东留。他们那一路缘于约翰,此位老兄与汉忠、文格两位学长高中同班,他在上杭县步云公社插队,至湖洋公社通桥大队寻访同校同届邻班好友来祥、沂澜二兄和树立兄,聚了两天,又一起来找汉忠兄。当我熟门熟路地领着两个女同学,兴冲冲地闯入封侯大队知青点,见到来祥学长四人,一时愣了。意外相逢,十分惊喜。

当天晚餐,在知青点的饭厅以及连着的走廊、台阶下的空地,点了三四盏大号的煤油灯,高高低低摆了三四张桌子十几条板凳,二十几个离开城市故乡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在山地异乡的农舍里聚会,青春的气息弥漫整个空间,使得闽西的寒冬变得不那酷冷。厨房正忙着煮稀饭和炒菜,汉忠学长带着几个知青张罗碗筷。已近八时,肚子实在饿,秋芬君悄悄地叫了我和秀雯走出饭厅,在暗夜里一拐两拐,爬了一个小木梯,走入那幢土屋二楼秋芬与另一位女知青的闺房,点亮煤油灯之后,秋芬打开一个铁罐,炒面茶的香味飘荡小屋,她将炒面茶分别倒在两个大茶杯里,用开水冲泡,说:“你俩肯定饿坏了,快填一下肚子。”我看了一眼秋芬君,好像第一次认识她似的,心想:“秋芬原来是如此善解人意。”一边答道:“真饿坏了。”“快吃!快吃!”秋芬君催促着。我连谢都未说,迫不及待地捧起大茶杯,一边吹着杯里的热气,一边用汤匙搅着炒面茶,一边吃着,顿觉得浑身暖和起来。

196912月那个寒夜的这一杯炒面茶,让我记了四十八年。此刻,我在故乡厦门,要隔空对远在香港的秋芬君,道一声“谢谢”,我还要告诉这位挚友:“你的那杯炒面茶,是我今生吃过的最好的炒面茶!”

待我们返回饭厅,已经开饭了,整个场面非常火爆,昏暗的灯光里,人影晃动,谈话声笑声嚷嚷声搅成一片,知青们喝稀饭的速度极快,我大概用了不到十分钟,吃三碗,又装了半小碗,慢慢吃着。靠近装稀饭木桶的那一桌,却响起碗缽碟筷的碰撞声,几个男知青大呼小叫,十分亢奋。我静静地坐在低处,整个人被黑暗覆盖着,似乎有一点窃窃的小快乐。那一桌的起哄声一声比一声高,原来,他们在赛吃:

“我吃五碗,不好意思再吃。”

“太少,我吃了七碗,还可以吃。”

“我吃了九碗,不行了。”

我把最后一小口稀饭吃了。在场的大多数知青都吃饱了,搁下碗筷,兴致勃勃地观战……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享受着自己窃窃的小快乐。

还有三四个知青在吃,赛吃。全是男生,和我同知青点的树立兄高声地挑战:

“谁与我比?我已经吃了十碗。”

有一位男生应战:“我也吃了十碗。”

自然有乐意者出来当裁判。两个“斗士”很快各自又吃了一碗。有勤快者要再为两人各添一碗,应战者宣告败北。树立兄以胜利者的姿态站起来,似挑战自己,亦挑战众人,高声地喊道:“我还可以再吃两碗。”众知青欢呼起来。待到他将第十三碗稀饭吃下去,众知青再次欢呼时,我起身走出知青点,朔风扑来,四野死寂,我四肢像触到冰一样颤抖一下。顿觉苦涩的我,凝望东留的冬夜,如此的黑,如此的冷,还如此的硬!这样的夜,如何度过?事隔二十二年,赛吃的这一幕被我写入一篇散文。树立兄说:“春池啊,你写错了,那夜,我不是吃十三碗,而是十五碗,不然,我招工到溪南煤矿,怎么有‘十五’的外号?”我这才知道,我离开饭厅之后,他竟然又吃了两碗,这样的食量,算得上“特大食量”,谁都会十分惊诧。或许有问:“碗多大?”答曰:“粗瓷的,直径12厘米,高8厘米,会小吗?”

在东留的三四天里,遇到墟天。我们插队的1969年,闽西各县的墟天还保留着多少年来的民情风俗,即五天一墟,好像是在1970年,“破旧立新”,整个闽西乡村改为七天一墟,即星期天皆为墟天。东留与湖洋一样,农历之三或八是墟天。如果我记忆无误,那么,1211日(农历十一月初三)这一天,我们一行结伴去赶墟。天啊,东留墟真大,比我们湖洋墟至少大十倍!有人情不自禁开骂:他妈的东留墟,真大!最让我感叹的是墟场的每个角落都人头攒动,人头攒动的每个人群里都挤着数不过来的穿军绿色棉衣的厦门知青。在数千人的墟场中,军绿色棉衣至少四五百件,何等的壮观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公社插队的厦门知青竟多达一千三百人,而我们湖洋,整个公社的厦门知青还不及东留的一半。

应该是1210日(农历十一月初二),下午,我们七人从封侯大队来到该公社小溪大队知青点落脚,住了一夜。第二天11日(农历初三)清晨,吃过热热的粥,穿过收割后结霜的稻田,踩着山道,翻过云梯岭,至武平县城,徒步经过正逢墟天的十方墟(该墟墟天为农历三、六、九),黄昏时节,终于回到湖洋。

翻过云梯岭是第二次东留之旅的最惊险的经历与体验,我写下《云梯岭感兴》:

平生越过千层岭,

 

不见云梯向天行。

今览群山闽粤赣,

登临早已汗沾巾。

 

轻狂少年的平平仄仄,仅给自己唱一曲了无新意的人生喟叹,惭愧,惭愧!

与汉忠学长诗信交谊

几乎没有什么人,甚至包括汉忠兄本人知道他是我从前至今还放在心里、并一直当作榜样的学长。今年411日,我写了一首《仿五绝·赠黄汉忠》:

 

学长黄汉忠,

才华令我崇。

诗文寓深意,

剧本见真功。

散淡喜独立,

清高惧俗庸。

何时能一聚,

讨得酒半盅。

 

至今,拙诗尚未请学长指教。在我五十个年头漫长的写作岁月里,与汉忠学长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共享,留下最多的印记,因了他,东留也一直成为我念想的乡村。几十年后,加上孟荣兄,东留更是不断地牵动我的情思。

与汉忠学长相识于“文革”的初年。那时的我,除了在篮球场上和一些不同届的同学球友认识,对校园里的其他事情漠不关心。1966年冬至1967年春,汉忠学长也不属于“红五类”学生,自然被拒之所谓红卫兵组织之外。“文革”狂飙席卷,很快大多数中学生揭竿而起,成立无数造反战斗队,汉忠学长也加入本校新四中公社。那时,我已经是新四中公社的“新笔杆子”,一个初二的少年,充当如此重要角色,我知道自己被同派甚至对立派的老三届刮目相看。然而,当我第一次读到汉忠学长的文章,我折服,才知道本校竟有这等水准的才人。那文字显示了其个人的文学功底与写作素养,同时,更知道自己的无知与肤浅。第一次与汉忠学长交谈,我这双明亮的眼睛投向他的是极为钦佩的眸光。

绝不夸张地说,汉忠学长是厦门四中的“文眼”“诗眼”、第一笔杆。在靖山头母校的校园里,我和他成为挚友,开始了至今五十年的友谊。

汉忠学长是我这一生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文人,或者说:何谓真正的文人?我从汉忠学长这个人身上,第一次得到答案。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人类里的一种人,我也期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当然,那时的我初涉人生,年仅16岁,有太多的不懂。如今,自然懂了很多,也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真正的文人不是靠他人或自我打造的。我这一生见过的文人无数是伪文人。我以为真正的文人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是修行而成的。无论哪一种,洋溢才华的生命都内含一种独特的气质,即:不谄媚、不低俗、不从众、傲而不狂、有几分骨气,隐隐约约总有一些忧郁。我不敢说自己是真正的文人,虽不是伪文人,也仅是准文人。故而,汉忠学长自然让我十分敬重。我们不妨读读他的文章,或许更能懂得我的这位学长。

《七月冰心——闽西·1972》有汉忠学长写我的一段文字:“197278日,上杭县湖洋公社的春池在农舍的油灯下抱着睡熟的儿子给我写信:‘我不停地,劳动,时而是银锄在肩,时而是铁笔在手。我且为此而自豪。’(真是我的永远豪情满腔、歌声高亢的朋友,在夜色中奋然前行的,不是被撞得头破血流,便是赢得一鸣惊人的成功,我以为。祝他成功。)”

汉忠学长叙述有误,我写此信给他的时间是1970328日,那时,我还未结婚。“抱着睡熟的儿子”给他写的是另一信,时间是197232日,在上杭县南阳中学我前妻的教师宿舍里。

1969年上山下乡至闽西,我与汉忠学长书信频频,若干年里,依然鱼雁去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调回厦门一年多,经常与汉忠学长见面聊天。某天,他告知,多次搬迁,同学朋友的来信丢失不少,我当年寄至东留给他的信只剩五封,还有几首诗的手迹及我编的一张《红农诗刊》。旧物如此完好,让我十分感动,我不敢夺其所藏,复印后即归还。没想到最终,我的这些原件,还是被汉忠学长连同其他同学朋友当年寄的信函,一并烧毁。

五封书信中有两封我1972年夏天从厦门寄至东留给汉忠学长的,一封写于723日,一封写于89日。十八天里给同学朋友连写两信,除了情书,否则,实属罕见。第一封如下:

 

汉忠挚友:

近好!

昨天收到来信,甚慰。

我因患肾病,故来厦治疗,另一事,是我的小孩要带来厦门,放给我母亲哺育,所以,我这次才返厦门来。

闻你有习作,望能早日读之。

双抢大忙,自珍身体,搞坏了可就悲了。

(附上一首近作)

春池七月二十三日

 

我这封信横笺竖行,用的是那时正流行的软笔,每个字皆一厘米左右,有些行楷毛笔字的韵味,缺的是章法,十分随意。虽然我21岁正年轻,染病卧床,没有一点激情了。人到暮年,重读若干青春信笺,确如汉忠学长所言:“我们把写信当作文学的抒写。”汉忠学长在《七月冰心》援引我第二封信的结尾,恕我在这里,将全信抄录如下:

 

汉忠:

您好!

春风已经吹绿了沸腾的山村,同时,也带来了友人的信息,怎么能不高兴呢?是要高兴的,即使在苦愁之中。

我要如何来告诉你呢?……教我如何告诉你。

不能在早晨的时辰,来告诉你,阳光像一把利刃,将黑夜割开的时候,我醒来。然而,我要生起烈火,让炊烟袅绕在我的住屋。因为,它是我生命的新一天的第一簇火花,就让它去闪光吧,它终究是为了生活。

不能在中午的时辰,来告诉你,疲倦之神正在和我拥抱,狂热吻我,终于,我拜倒在它的裙下,投入了迷朦的梦境。因为,它是我生命进军的休整,就让它来临吧,我尚要不息地战斗,英勇地挺进!

不能在黄昏的时辰,来告诉你,也许我正在田野上,点缀那千万红紫、繁花争春的大地,也许我正在熄灭炉火,为自己的生命增添食品和热能。因为,它是我一天的结束,就让它占据吧,不然,它可会永远地指责我呢。

只能在黑夜的时辰,来告诉你,每当黑夜,我想着一天的过去,是怎样地度过。有人像短剑微笑着,闪闪发光;有人像一支火把点燃着,熊熊燃起;有人像一棵红柳倔强地斗风战雨,我呢?我呢……我也许像,唉,也许不像,假如把自己比喻是那灯蕊摇晃的弱小的灯。不过,它终也是闪着其一点点的光源,还是尽其热量的。告诉你啊,我的时间,像紧压出来的三夹板,没有细缝。我在不停地,劳动,时而是银锄在肩,时而是铁笔在手,我且为此自豪。

 

相信读了全信的人,即会明白汉忠兄为何谓我“在夜色中奋然前行”了。197232日在南阳中学探亲给他写那信时,是白天,我儿子由当地请来的小保姆带着:

 

是时,我身居南阳中学平屋宿舍,却听到了窗外有力的吆喝声,我推窗一望,啊,我的心动了一下,春来了,真得来了。那握着犁把催动耕牛在耕田的农夫,瞬时,好像在责备我:你怎么啦,大伙儿都投入一年之计的大忙中,你还沉浸在你的小家庭的圈子。……于是,我决定于明后天离开南阳,回湖洋,去参加春耕战斗。

 

在隔天的33日,我并未回湖洋。晚上,“我抱着我的儿子在窗前的桌子上写作”诗歌《为了什么?》想起昨天的信未寄,就将此诗抄在方格稿纸,一并寄去。

那些年,我在湖洋时,牵挂东留;来南阳时,牵挂东留;回厦门时,也牵挂东留——因为,汉忠学长在东留。我感觉得到汉忠学长也牵挂我,所以,在东留时,他写信给我;招工至故乡杏林的厦门综合玻璃厂,写信给我;即使去上海培训,也写信给我,还寄来新诗作。我至今还藏着四十二年前汉忠学长这首诗的手稿,钢笔抄录,蓝黑墨水的行楷,横书,俊朗有力,诗句排列十分齐整,字迹还很清晰,全诗如下:

 

浦东即雪赠春池

一九七四年春节

初试剑锋志方刚,

共蘸汀水写慨慷。

素笺岂留鹦鹉话,

极目黄浦意更长。

来日重逢谈什么?

“工农”跃纸字发光。

喜借骄阳化冰雪,

流我豪情汇鹭江。

汉忠于上海

 

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重返闽西一百多次,至武平不少于三四十次。总念着该再去东留走一走。20083月中旬,陪集美中学老三届华人企业家吴端景兄至武平考察办厂生产橙汁项目,又赴江西几个邻县考察脐橙鲜果,车过东留,匆匆一闪,未能逗留一下,甚为遗憾,心想:无论如何应该前来采风一次,了却心愿。

又两次东留之旅

第二次东留之旅,过去了四十八载。

等了四十八个年头里,终于有了第三次东留之旅。

2017110日至12日,我和陈孟荣、江为群二兄一起来访早已乡改镇的东留。为策划中的厦门知青首次闽西赶大墟暨武平东留文学采风活动会踩点。抵镇逛墟,当年走过的所在,怎么未能唤回一些印象?车子在封侯村的乡道上行驶,虽然地形地貌未大改变,我却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当然,有些记忆还是把196912月的情景,清晰地推到我眼前:

其一:那天赶墟,非常意外,竟遇上几个插队上杭的厦门知青朋友在墟场边的篮球场打篮球,高声地喊着彼此的名字,他乡遇老乡,很兴奋。“下来,下来打几个。”“好,好!”容易技痒的我,迫不及待脱下军绿色棉衣下场,和他们玩起来,飞来飞去的篮球,让我十分陶醉。打了近半个小时篮球,玩得浑身发热,非常尽兴。

其二:独自一人从封侯大队走向大明大队,我缓缓地走在东留的乡村路上,不远,才五里地,去寻访在该队插队的女知青陈丽玲。她是厦门八中(即双十)和我一样的67届初中学生,“文革”与我同派,进驻厦门日报社。该校她们这群女生和我交往甚多,其中有和我同届的吴慧、萧瑞雪,低我一届的黄美珍,她们三人至武平的象洞公社插队,还有一位也和我同届的林倩玲,则至闽南的长泰农村插队。冬天的田野一片萧条,冷冷的太阳照着,昨夜结的那一层薄薄的冰霜渐渐地化着,东留的气温比湖洋低了许多,我的两颊被寒风吹着,有些冻僵,想到就要见到好朋友,心里自然有一些暖意。至大明大队,巧得很遇到一位厦门女知青,说厦门话像对暗号似的,她热情地带我去丽玲的宿舍——一户农家土屋的小阁楼,丽玲和她胞姐住在这里。我仿佛从天而降,让丽玲非常意外和惊喜。胞姐不在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赶紧让我进了小屋,又倒一杯热热的开水给我。小阁楼虽然简陋,但两个女知青将它收拾得很整洁。我俩自然聊起吴慧那一帮子女生,也聊起两年前“文革”的往事。阳光射进小阁楼,我竟有些恍如隔世之感。丽玲取出我赠她的一张2寸大头像,照片里我笑容灿烂。丽玲还拿出自己的宝贝邮集,让我画点什么写点什么。我用钢笔在空白处画了一棵松树,题了毛泽东诗词《七绝·为李进同志题照》:“暮色苍茫看劲松……”小阁楼竟有些温馨。

第三次东留之旅,颇有体验与收获。

没想到东留竟有一座朱子庙,没想到朱子庙竟在封侯村的管辖范围之内,这是东留给我最有价值的一条信息。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去拜谒一番。

驱车向封侯驶去。

陪同的镇人大主席周玉光告知:据说汉代的南海国的首都设在封侯,才有如今封侯村这个地名。天啊,真难以置信。尽管并无相关出土文物加以印证,却似乎有一些道理。20138月,我动笔创作长篇散文《武平大赋》,写道: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下诏:“南武侯织亦粤(越)之世,立以为南海王。”于是,在今天的福建与广东之间,出现一个汉封的南海国,该国王城(即:首都)竟设于当今的武平。那时,我并未发问:此王城设于当今武平的哪个乡镇?封侯,不就是指汉高祖封南海王这一事件吗?……

未等我思绪了断,轿车已行至镇敬老院,封侯村主任何俊华已在门口等候。我突然想起:汉忠学长来过这里,因为他们兄弟三人的房东阿秀婆住过敬老院。不过他是否拜谒过朱子庙,就不得而知。何俊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生人,颇健谈,朴实又热情,一听说我们是厦门知青,立即谈及在该村插队的汉忠学长三兄弟,还说他们曾经重返东留,还来过朱子庙。让我兴趣倍增,更为亲近。

从两层楼的敬老院过道穿过,面前出现一片被荒废的宅地,即朱子庙旧址。满目苍凉,有些感伤。我沿石径上走约十多米,土坎左边一座小小的废墟,村主任告知,此即朱子庙。一堵被风雨不断侵蚀得体裸身赤的断垣残壁,垫起它的四五层齐整的条石以及铺在地上仅剩几块光洁的青石板,见证朱子庙的兴衰,等待当代人去探究考证。

我对闽西虽非知之广博,也绝非寡识,但,朱子似乎与闽西没有什么缘分,我还不知道朱子在世于闽西何县有过何种公干私旅,未曾想,在偏于一隅的东留竟立了朱子庙,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深藏于深山野地,令人称奇。

游览了大阳桥,我们来到小溪村。重游小溪,唤回我对这个久远却未曾忘却的小山村一份淡淡的温暖的情感。下了车,我怎么也难以相信,这个风景如画犹如度假村的所在,是我四十八年前来过的小溪大队。应是农村,不似农村;不是城市,胜似城市。主人领着我们向村畔一湾如镜的水面走去,“建东留水库,淹了一些村庄,小溪村是其中一个,这里的小溪村是新建的。”

原来如此,原来此小溪村已非彼小溪村,难怪我认不出小溪村了。哈哈!

1969128日,我们一行至东留串联,在封侯待了三天,该打道回府了。汉忠学长给我们指了一条近路:翻过云梯岭,至武平县城,走国道,抵达湖洋,说:可以少走二三十里路。害怕再长途徒步跋涉,我们无一不赞同走这条线路。那天中午,我们一行七人,在封侯吃过饭后,由汉忠学长带着我们去小溪村,借宿插队在这里的厦门知青点。汉忠学长的知青朋友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明天早晨,他们会带着我们,抄小路,至云梯岭脚下。

正是农历大雪之后三天的下午,阴沉沉的天气极为寒冷,我顾不得礼数,撇开主人与同伴,独自一人,找个房间,窝在某个知青兄弟铺上的棉被里,将一本刚拿到手又借不走的长篇小说《海底的阳光》,用了近三个小时,一口气快速读完。据说这是第一部叙述中国海军潜水艇故事的文学作品,我读得如痴如醉,好像潜水艇沉行于深海,不思返航回港。眼前涌来一片深蓝又一片深蓝、一片海浪又一片海浪……待夜色降临,同伴喊吃饭,我如梦初醒应着,才依依不舍地挪出温暖的被窝,回到“岸上”。728日,厦门知青首次闽西赶大墟暨武平东留文学采风之旅,终于成行。

此次东留之旅,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客家美食之旅。从28日中午此行第一餐的蛟洋回锅肉开始,餐餐皆好,28日晚餐在黄坊村静心农庄,29日午餐在中坊村,晚餐在新联村,30日午餐在镇食堂,餐餐地道的客家菜,让知青兄弟姐妹吃得很尽兴。何因,食材好,只要尝那蔬菜,诸君皆叹道:“回厦门,没有这好的菜吃了。”书记刘湘榕致词送行,大家纷纷举杯,以茶代酒,人人充满感情,饭厅里气氛热烈,镇长王剑斌竟亲自端菜上桌,我在闽西数十个乡镇吃过饭,头一回见到镇长当食堂“服务员”,在场的所有知青都非常感动,有了这个难得的镜头,我们都记住东留。

那天下午,在新联村,我带着几十个知青兄弟姐妹到村外河边凭吊四十四年前在这里被山洪冲走的厦门女知青林芬菲和萧佩萱,使快乐的东留之旅融入沉痛的知青之殇,永远缅怀当年在闽西逝去的厦门知青,是我们的责任和情怀。

厦门知青与客家乡亲联袂举办村级文艺联欢会,新联村并非首次。今年元宵,我们就在上杭县庐丰畲族乡扶阳村办过。草根的乡村的业余的文艺活动,自由自在、随兴即兴,没有什么压力,不怕出错出丑,非常接地气也有地气,因而,为厦门知青所重视,所提倡,并热情参与。这十几年,我们厦门知青的艺术团体也跻身于殿堂的城市的准专业的文艺活动,赢得不少荣誉与赞扬,但其感受与体验是被规范着、束缚着,非常程式化,没有一点轻松感,为整个团体的荣誉,为有出色表现,甚至超水平发挥,绝不能出错,更不能出丑,自我压抑是必然的。掌声、鲜花和奖杯当然美好,悬于空中楼阁的状态,却是难受的,对年过花甲的群体并不合适,因而,远离殿堂走向田野是我们最理智的选择。

我坐在第一排的木交椅上,很惬意地欣赏这一场乡村文艺联欢晚会。一个三四岁的女孩,穿一身粉红底白花的衣服,蹲在我前面,约两米距离,聚精会神地看演出,不知何因挤到我脚边。我将身子向左一挪,将椅子的右边腾出来,让她和我坐在一起。她竟不陌生,坐了上来。我问她好看吗?她说好看。我问她喜欢吗?她说喜欢。我问她会跳舞吗?她说不会。我问她会唱歌吗?她说会。我让她去唱一首给大家听一听,她又说她不会。一老一小,唠叨了一阵子。

最后,厦门知青小合唱压轴,《鼓浪屿之波》《我和我的祖国》这两首,是厦门知青艺术团演唱十年的合唱曲,我自然很熟悉。六位男女知青站在那里一开唱,我坐在这里也开唱,我听得见他们和谐的歌唱,他们听不见我高音的独唱,贴在我身边的这个小女孩有些不解地望着,好像在问这个老爷爷怎么不上去唱呢?

离开东留之前,当绝大多数知青兄弟姐妹大包小包大袋小袋大罐小罐大捆小捆地扛着提着拎着拿着夹着甚至抱着采购的东西时,我却两手空空如也,宛似闲人一个,甚是惬意。出门不购物,是我一贯的做法,此行也不例外。闹中取静,我想一歇。一乡亲走到我眼前,说了某个乡亲的名字,说那人邀我去他家泡茶。我真疲倦了,不及十分钟,孟荣兄又找我,不能再拒绝,我起身随孟荣出门。真热,阳光晒得皮肤发烫。心想,没那么简单,仅喝茶。

记得第一次来中坊,就与这位乡亲兄弟喝过茶,因而面善。我忘了他尊姓大名,孟荣兄告之:李进昌。我问:“是不是1953年生人。”进昌兄反问:“谢老师怎么知道?!”“记得上次你说过。”“好记忆哦!”进昌兄虽乃一农民,却知书达理,文化得很。我心想若是1949年之前,此人一定是一位乡绅。

进昌兄拿出几个大杯子,将刚采来的原蜜舀入杯子,而后兑入瓶装山泉水,这就是请我们几个知青来喝的“茶”。只一口,就让我五脏六腑沁入一种难以言说的清香。而后,真意显真情,进昌兄说:“谢老师,非常感谢你来中坊,来我家喝茶,你是大作家大名人,给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得感谢你。一点小礼物,表达我的心意,你千万别推辞。”

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装着一袋香菇和一罐刚采的蜂蜜摆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我笑着答之:“我哪里是什么大作家大名人,给插队的地方做点事是应该。我们是同代人,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谢谢!”

这里是客家,这里是乡村,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能不接受吗?在这里,一切的虚情假意都是对亲人般的情感的亵渎。我想起汉忠学长三兄弟插队封侯时遇上的八十多岁的五保户、慈祥的阿秀婆,汉忠学长在其作于1991年的《土阁情思》写道:

 

阿秀婆待我们兄弟如儿孙一般,我们的灶头总有她偷偷放下的青菜、丝瓜、青豆。

……阿秀婆看我们住的草屋又湿又寒,就把土阁让我们住。……能住上干爽爽的阁楼,无疑步入天堂一般,我们一辈子忘不了这安身之地。

土阁楼八尺见方,除去梯位,阿秀婆的棺木显得又高又大。阿秀婆人好,我们兄弟和棺木住在一起,心里也平静得像一泓清水。

当满山开遍杜鹃花时,我们兄弟决定装饰我们的住房。移过棺木,我们用木板遮掩起来……窗下放块小木桌,取个镌上诗句的竹节,插上蘸着水珠的杜鹃,壁上头是几幅涂鸦的诗词,还有春池兄特地寄来的墨迹。……阁楼……竟也成了我们兄弟学习的雅斋。

人活着就去动棺木,可是山里人的大忌,阿畴伯满怀阶级义愤教育了我们。“动了我的又怎么了?你要把孩子吓了不成!”平常孤言寡语的阿秀婆整整对阿畴伯动了一天肝火。

 

我可能是这篇佳作的第一个读者,是时,我感叹:怎么我们村里就没有阿秀婆?我们怎么就未能遇上一个阿秀婆。二十六年之后,我录下这段文字,感叹依然一个样。汉忠学长继续写道:

 

19908月底,随知青作家团回闽西。我又去看了二十年前的住屋。……阁楼依旧,棺木依旧,铺盖依旧,我的诗词与春池的墨汁依旧。

阿秀婆还健在,一百零三岁了。我特地买了饼干去敬老院看望她。她已耳聋了,听不见我噙着泪花的呼唤,只是笑,只会念着我们三兄弟的名字,却怎么也认不出我了。

 

那年,我读到这一段,热泪双流,此时,我录这段文字,还未抄毕,又热泪双流。

诸位知青兄弟姐妹,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走了一趟东留,不容易!一路笑声而去,一路笑声而归。

活着,多好!

活到花甲之年、古来稀龄,多好!想想那两位二十几岁就离开我们的知青姐妹,我们该知足了!

我忽然后悔此次东留之旅,没有邀请我敬爱的汉忠学长,倘若有机会,我和汉忠学长一起游历东留,那一定是今生晚年的一大幸事快事趣事。

2017930日至1012

于厦门见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