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锦星:一条大河波浪宽

2018.5.12 阅读:213 作者:汪锦星

一条大河波浪宽

——怀念我的异姓阿姐

汪锦星


春节前的一个下午闲着无事,见暖阳高悬、天空碧蓝,便拾步走上与演武大桥平行的厦港绿道。

 

顺着平坦的小路,欣赏着鼓浪屿、南太武、厦门港泊船区等让人心旷神怡的海天景色,不一会儿便到了沙坡尾的港仔嘴口。这里是船只出入避风港的唯一通道,早先行人过不去,但自建了座拱桥后,不仅“天堑变通途”,更为厦港绿道增添了一处绝佳的观景平台。游人到此一般都会或放缓脚步或驻足观赏沙坡尾港池的景色。而我,则一定是驻足观赏,无论经过此桥多少次,也无论白天或晚间。

 

在拱桥上向沙坡尾港池望去——远处,碧山岩的林木在蓝天的映衬下更加郁郁葱葱,而岩下那幢灰白色楼盘就是我现在的家;近处,沙坡尾港池波光粼粼,岸边的老房子在斜阳的照射下温馨妩媚,而那座新建堤坝的右岸则曾经有过我小时候的家。

 

我信手把这一景色拍下,觉得挺美,便发到了微信群里,还随手写上“我家就在岸上住”几个字。不一会儿,收到了许多群友的点赞,其中几个人还回了:“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而此时,我还站在拱桥上,边听着海湧拍打驳岸的声响,边默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

 

我已经是第N次默唱这首歌了,而每次的默唱都会让我想起阿姐在离此桥不远处我小时候的家教我唱这首歌的场景。

 

那是1957年的一个台风天,我的家——沙坡尾三九船厂的灰暗色两层木楼正在遭受狂风暴雨的肆孽。造船工地上空无一人,而两层木楼中只有五岁的我和约十五岁的阿姐在家。

 

风呼啸着从木板墙的缝隙中钻进房间里,木板门不断地咚咚作响,似乎有人要强行闯进来。阿姐抱着我蜷在一张大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教我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声与风雨声、与恐惧对抗着,对抗着!我幼小的心得到了抚慰,同时也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眼前的沙坡尾,当年三九船厂的两层木楼早已在1958年被台风刮走了,但原址还在,虽然只是一片旷地,但阿姐已不在近十年了。

 

看到本文的题目,许多人都会问,阿姐就阿姐了,怎么还来个异姓?是的,是异姓,我姓汪,而阿姐姓王。为什么呢?——

 

阿姐小的时候,她母亲得急症,弥留之际拉着阿姐的手不甘离去。我母亲是她母亲的姐妹仔群(厦门话,即:姐们),就对她母亲说:“你放心去吧,有我一口饭吃就饿不着这孩子。”她母亲听这话后才撒手西去。

 

母亲将阿姐带回家,为了不让她忘记自己的母亲,便不让她更名改姓,也不让她改口,仍然叫我母亲阿姨,还让她时常去看望住在下井巷的她外婆。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阿姐在1958年初中毕业后便私自跑去参加工作。先在丝绸厂,后到第二化工厂,都在杏林。阿姐工作后,母亲便让她搬去与她外婆住。

 

从小,我就是阿姐的跟屁虫,她到杏林工作后,寒暑假我也要跟去。虽然我阿兄也在杏林工作,我也老呆在阿兄那里,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跑去找阿姐。从阿兄的工作地曾营到阿姐工作的二化所在地市头有六千米,照讲应乘车去,但我时常没耐心等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车,便走路过去。

 

由于没有电话,没法事先告知,我的突然到访都会让阿姐惊喜不已。这时,一碰到她的好姐妹,她就会兴奋地告诉她们:“阮(ggun3)僧兮(jing1 e3我的小名)来了(厦门话)。”像中了奖似的。

 

我的“光临”,不仅二化的女工们知道,男工们也知道,因为阿姐会带我去男工宿舍寄宿,我也因此成二化的“名人”。到了饭点,阿姐会买许多菜,硬是要我吃下,此时,周边就会围上一些男工女工。他们说着夸我的话,阿姐的脸则因此乐开了花。

 

要离开二化了,阿姐不许我再走路回曾营,总带着我在市头路边等车,有时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车子开了,我回头看时,总见到她一直望着那股逐渐远去的沙尘,还不时地用手抹眼睛。

 

如果不是寒暑假,每两周的第二个周六下午,我便会早早地到下井巷她外婆(当然也是我外婆)的家等着阿姐回来。当然,这也是外婆最期待的日子,阿姐的欢歌笑语,我的伶牙俐齿,让外婆一扫平日里的孤寂,美美地感受着家的欢乐。

 

1961年的某个周六下午,我习惯性地到下井巷等阿姐。一进门才想起她到上海学习去了,要好几个月。此后的几个月,尽管阿姐没回来,但我还是如期去陪外婆度周末,只是变得寡言少语了。有一天,外婆问我想不想阿姐。我说,想呀,遂向外婆要了阿姐的通讯地址写起信来。我握着笔想了老半天,不知该写什么,最后只写了:“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尽量工整地在信封写上:上海高桥化工厂厦门第二化工厂见习工王××收。这是我自认字以后写的第一封信,虽然简单,但我想一定赚了阿姐不少的眼泪。

 

许久后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时,惊喜地看到阿姐回到了丁仔巷的家。母亲笑着告诉我:“你阿姐下火车后就直奔这里等着你放学回来”,随后拿出一只红色的能弹奏简单曲子的玩具钢琴说:“这是她从上海带来给你的”。我迫不急待地拆开包装,兴奋地乱弹起来。这可是我这辈子收到的唯一高档玩具礼物,它陪伴了我的整个少年时期,直到19694月下乡前夕。

 

1967年夏天,外婆病逝,下井巷“假日家庭”里的温馨场景一去不复还。不久阿姐也出嫁了。

 

阿姐出嫁时正值红色恐怖时期,姐夫家又是“进步人”,自然是一切礼俗全免。然而,固执的母亲一定要尽量办得风光一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她那已过往了的姐妹仔(厦门话)。在家里偷偷做的婚俗没外人看见,但拖甘蔗回婆家却是避不了人的。于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晚间,昏暗的中山路骑楼下,阿姐和姐夫大踏步地往前走,我则拖着甘蔗在离他们至少20米远的地方亦步亦趋地跟着,为的是不让人们发现这甘蔗和前面那对年青人的关联。阿姐对我的不理不睬,让我“满腹秋凊”(厦门话,即:满腹的不高兴),让我觉得从中华电影院到泰山路口这短短的几百米路怎么那么遥远。到了她婆家,当阿姐的婆婆慌慌张张地收走甘蔗并赶忙向我说“行伊好(厦门话,即:走好)”时,我觉得她就是童话里森林中的那个巫婆,而阿姐则像白雪公主走进了那片莫测的森林……

 

插队期间,最常写信给我的就是父亲和阿姐。他俩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个调子,都是要勤劳、要能吃得了苦、要团结所有人这类的话。只是阿姐的信里时常会夹些粮票,因此我更期待接到阿姐的信。

 

阿姐寄来的粮票,我并没有用于买粮食,而是拿到墟上卖,一斤大约卖3毛钱左右,最高时能卖到5毛钱左右,这可解决了我不少基本存活所需。

 

阿姐的粮票支援持续到我回厦门工作后。那时,我每月24斤口粮,大约只够吃半个月,而另半个月的粮票基本都由阿姐供应,直到粮票退出历史舞台时。

 

我工作时,阿姐已调到厦门华侨旅行社工作了。这段时间,无论多忙,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去泰山路探望阿姐并逗两个外甥女玩,而每次,阿姐总要煮一碗好吃的给我吃,无论是不是饭点,也无论我吃得下吃不下。

 

我谈恋爱了,第一个告知的当然是阿姐了,于是,她成了我妻子最早认识的我的家人。也许是缘分,也许是爱屋及乌,我妻子也一直把她当成最亲的人,跟她无所不谈,而我的女儿自然也成了她的公主,被宠爱有加。

 

2008年,得知阿姐生病住院了,我和妻子急忙赶去探望。一见到我们,躺在病榻上憔悴的阿姐强打起精神安慰我们说:“我没事,过几天就出院了。”而姐夫却悄悄地告诉我们,她得的是癌症。此时,她的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只有丈夫陪着她。我心中充满酸楚,便告诉她,让我们夫妻来替换姐夫照顾她。她一听急了:“告诉你没事就没事,我不会让你们来,不要让我难受。”

 

没多久,她被移入重病房。我们再次去探望时,她已不大能说话,但还是艰难地抬起手用很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这地方很脏,赶快回去。”

 

几天后,阿姐走了,永远地走了……

 

在天马山告别时,阿姐最好的朋友丽华姐流着泪抓住我的臂膀说:“僧兮,你阿姐没去咯(厦门话)……”这句话就像一把扒开堤坝的锄头,让我本来强忍的眼泪像洪水一样汹涌而出。这泪水凄凄地诉说着对至亲的至疼情感,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可是我最亲的阿姐啊!

 

阿姐没去了……从此,我对她的思念就转换成了一首歌,一首十五岁的姐姐在台风天里用来呵护五岁弟弟的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

 

 

 

2017211日(元宵节)于碧山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