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龙:太拔镇志中的厦门知青

2018.5.11 阅读:409 作者:王洪龙

太拔镇志中的厦门知青

《我们队里的厦门知青》

王洪龙


19699月,厦门8000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上杭县,而我们太拔公社大地大队就来了110多人。安排在村头生产队的有13人,他(她)们是:陈振生、纪华丰、陈宏金、王云影、蔡金泉、蔡金兴、姚进发、韩卓新、郭姗娜、纪惠珍、陈惠卿、邱继勇和谢学融。邱、谢两人安排在我家吃住,我算是他们的小房东。


上山下乡的第一年,国家供给他们每月33斤大米、3两油和8块钱伙食费补贴。第二年开始就参加生产队分粮,各项补贴也就随之取消,靠他们自己在生产队赚工分参加分红。当然也有余粮和缺粮的。所谓余缺粮,就是说你的劳动工分值夠不夠买到你自己的口粮谷,那时的口粮大概是400,而工分值是每10分约分红0.45元(较高年份),购粮价是每百斤9.50元,即400斤谷子要38元才能夠买回。如果你的工分1000分,就可得到45元工分折金,那么你就有7块钱余粮款;如果你的总工分不到844分,那么你就是缺粮户,不足部分就要补交现金,才能领到400斤谷子。我们队的知青大部分是余粮户。


知识青年虽然涉世不深,但不乏人才,各有所长:邱继勇身手矫健,篮球打得好,象棋走得不错,文化知识也比较深厚,劳动中肯吃苦,且兴趣广泛。在我结婚那天晚上闹洞房时,他为了增添喜庆气氛,特意去田里抓了十几条活的泥鳅放在一个装有半盆水的大脸盆里,叫我们夫妻俩要用筷子夹起来,真为难了我们一把,闹出了一身汗。他平时也喜欢唱几句歌,比如《绿岛小夜曲》《往事只能回味》《送别》《姑娘山》《怀念中国》等,时不时地我也会跟着他哼几句,只可惜我的手头上已没有那首由知青作词作曲的《太拔圆舞曲》了。


华丰,有点武功,打起拳来虎虎生威,却恪守炼武只为健身的理念,从不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有一天,在他的住处(铛挡三的老房子)一起聊天时,他拿出一根筷子、一个大口杯和一些大米,他问我有什么办法用一根筷子把一口杯的大米提起来,我百思不解。随即他把大米装满口杯,搖结实,然后用左手盖住,右手握着筷子在左手指缝中间把大米由慢而快的插结实,约两三分钟,中下层的大米基本上有些结实了,然后再用力一插,轻轻的就把大米和口杯提了起来,这用力一插,可见他有些武术功底和技巧。2011年国庆节时,我们乡机关工会举办联欢晚会,我把三十多年前学的小技巧表演了一次,竟也成功,获得好评。他为人厚道重情谊,前几年我们生产队王永康的儿媳妇患病在厦门治疗,一切都是他和陈振生安排和付费的,共花去6000多元,相当于一个人半年的工资,得到队里大家的赞赏。


陈振生的记忆力非常好,一部《西游记》能讲30个晚上,《水浒传》也讲得头头是道,《三国演义》300多个人名基本上都背得出来。他不仅口才好,还有些文学功底,当年“接受再教育”的心得体会也写得蛮深刻的。十年的知青经历对他来说是一段青春苦旅。下乡那时,其父已近六十,由于健康原因,常年生病,不断住院,身为长子的他心悬两地,经常要返城照料。他的家庭困境其父单位也屡出证明,希望我们大队、公社的领导能酌情照顾,无奈音信杳然。他招工无望、补员没辙(其父为小集体企业单位),连父亲申请病退的报告也没有下落。看到形只影单、日渐消瘦的身影,我们村民为他担心,怕他承受不了现实而精神受到影响。1979年元月,当他拿着招工表到生产队盖章时,我们都为他高兴、庆贺,他终于等来梦寐以求的那一天。临走时,他把一床棉被留给了贫困知青林永忠,其爱心可见一斑。据说在返城后的第九天,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他不怨天尤人,把压抑多年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迸发于具体工作之中,由于他的敬业精神和工作绩效,从而获得“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厦门市劳动模范”和“厦门市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这些年,他还是厦门知青网的常客,不少文章都在网上刋载。


王云影是个活泼的小伙子,会做一些双手倒立走路、后空翻等难度较大的动作,一把吉他弹得很好。有一次,大队举办文艺晚会,他的一曲二胡独奏《赛马》博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听说不少流行歌曲也是他带进来的。


蔡金泉平时喜欢画画,那些年,经常看到他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水彩画和素描,原来是他闲暇时的习作:村边的小桥流水、山间古道上的凉亭、溪边的树木花草、夕阳下的农舍炊烟、细雨中的远山近景、瓜棚上的啁啾小鸟……都是他笔下的题材。至今我还收藏着他的一个竹筒作品《松鹤延年》。


韩卓新的英语水平很高,他和他父亲的通信除信封外,信里内容全部是用英文书写,我们大家都看不懂。而且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都是我没听过的外国名曲。陈宏金宽宏大量有风度,也得到步步高升,听说前年已在副处级的职位上退休。小谢一笔字写得龙飞凤舞,颇有柳颜功底,而且少年老成待人友善。他走路很快,也不知是否经过什么项目的锻炼。有一次他也竟然敢带了中午饭跟我去黄南坑学耙田,溅得一身泥浆。


我们队那三位女知青更是美丽动人,高挑的身材、长长的辫子、平均1.70米的身高,着实让村里人眼前一亮,怪不得大家都称她们是“村头三仙姑”。尤其是郭姗娜,那洁白无瑕的肤质和与生俱有的天生丽质让人羡叹。我在2007年去厦门时见到她,竟一点也不显老,仍是那么光彩照人。纪惠珍也是一个性格开朗和积极向上的女孩子,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和队里的妇女们相处融洽,交情颇深。


整个大队知青的核心差不多也就在我们生产队。13位知青有8位来自厦门六中(初中),他们很团结,正正当当地生活,实实在在地劳动,他们不酗酒、不赌博,不滋事、不扰民,闲时歌声琴声乐之或打打篮球、乒乓球。村民们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沟通思想,从中受益。


知识青年刚下乡时,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不敢走田埂道,在生产队干活开始时也只每天3个工分,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后才能赚到68分的,干活仍然不像老把式。也难怪,他们连看都没看过的农村和农活,如今却要从零开始学习、适应,并且为之奋斗。

 

厦门知识青年到我们那里,我们当地群众俗称他们为“河洛鬼、河洛嬷”(本地口音为“学佬鬼、学佬妈”),也有称“豁老、福老”的。究其原因,我想,大概我们当地是客家人,讲的客家话,潮、汕地区和闽南一带不讲客家话的人,我们习惯地把他们说的话称为河洛话(学老话),由此把讲“河洛话”的人统称为“河洛”,不知他们的语言是否与河洛文化有关,未去考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向贫下中农学习,扎根农村一辈子!”“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口号。我想最能代表当时知识青年无奈心境,艰苦生活的还属当年任毅作词作曲的《南京知青之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我们农村带来的好处并不多,但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文化知识,勾起了我们对山外大千世界的无限遐想,同时视野也得到了扩展,使得我们对普通话的听讲能力也有较大的提高。他们也在我们大队办过文艺宣传队,组织过篮球比赛,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脚踏艰难、淌过青春,在一定程度上也埋没了这一代人才。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也偶尔回来看看老房东、老朋友,我们有时也会去厦门跟他们相聚、叙怀。


2009年,他们为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重返大地村时,我借用了吳清平等撰稿的这样一副对联,写下无尽的感慨:忆往昔知青岁月尽尝甜酸苦辣味,看今朝重返故里再叙兄弟姊妹情。横批是:可圈可点。


(编者:此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986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太拔后真实的生产生活情况。十年的艰苦生活,锤炼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刻苦的精神和诚朴的作风,艰难地迈出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在后来,他们有的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巫秀美、舒婷),有的当上了各级领导干部,有的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有的成为了知名企业家……。他们对“第二故乡”都深怀拳拳之心和殷切之情,对太拔教育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写下他们,留下他们是我们的责任。该文作者原是村头生产队社员。此文2013411日发表于“厦门知青网”,“中国黄河知青网”亦转载。)

太拔镇志中的厦门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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