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明:青春的脚印深陷在偏僻的山乡(上)

2018.5.14 阅读:331 作者:刘昌明

青春的脚印深陷在偏僻的山乡
——当年工分簿成为我上山下乡备忘录的概要
刘昌明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屈指一算, 1969年2月至2018年,我上山下乡至今已50年,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不胜感慨!翻出我保存多年的知青务农记工簿(社员劳动手册),回想当年十七、八岁的我,踏入社会的青春足迹第一步就是走向偏僻的山乡、田野。和所有知识青年一样,听从最高指示我来到闽北建瓯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艰苦的劳动生活开始了!


这本老旧小册子是我们8个插队路后的福州知青中大林自制的,1969年2月初上山下乡来小松渔村插队落户后,分给我们8位知青每人一册。我保存约50年的个人第一本记工册,简朴的封面上还清晰地看出时代感极强的口号,以及我当年“美术字”拙作。


在这本记工簿的左页,我写下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意在今后的山村农耕中自我打气、自我鼓劲。右页详细记录了我们69年春节前10天来路后落户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开篇。3月13日还是正月廿五,渔村路后生产队已经开工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我们村后的山坡上栽种了很多集体的杨梅树,知青们上山下乡第一天的务农是从铲锄杨梅树下的杂草开始。队长照顾我们城里学生刚到农村,先从简单、轻微的劳动入手。当然,春耕季节,很快开始跟着到蜿蜿蜒蜒的水渠兴修水利去了。继而,下乡第六天跟着社员们卷起裤腿,一脚踏进冰冷的层层梯田翻土作业,为插播早稻做好准备。


在这记工簿左右页上可以回忆我69年炎热的夏天几乎天天出工耘田,其中8月5日上午还被生产队派工去挑公粮半天。那是早稻收割晒干进仓后,小松公社粮站很快就组织卡车来渔村大队现场收稻谷、入国库,迅速、有力地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的以粮为纲一系列指示精神,我们知青才来半年就和路后生产队社员一同挑重担了。






以上3张图面都是我69年10-11月参加收割晚稻、种植冬小麦、挖收地瓜等农活的出工记录。那是秋收冬种季节。每天出工回来我都详细登记当天收割多少斤晚稻稻谷(未晒干的青谷)回来,按劳取酬,以收回来的稻谷多少评定工分。晚稻照样有挑公粮入国库的任务,所以记工簿仍有派工担公粮记录,有的还记载为“挑忠字粮”,实事求是地体现了那时候浓厚的政治味道。每一页备注栏里的数字都是表明截止当天的出工累计数,为年终的分红提前做到心中有数。当时我们那里农村的年度核算都是从上年12月1日开始,到本年11月30日截止。记工簿可以看出,1969年我的全年出工天数整整有100天。


69年12月上旬至70年2月中旬我插队10个月后的第一次回福州探亲过春节)。上图是进入1970年的出工记录,第一行记载的11月30日种小麦仍是1969年最后一次的出工,备注栏里明确累积出工数为100天,就是说我在69年可以参加生产队分红的有效出工天数为100天。(为何说有效出工天数,因为队里每年都要安排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劈宽修整上山下田的各条山间小路,统一不记工,作为每个社员应尽的义务工。生产队保管员按照传统,从小队谷仓称出储备的麦子到公社粮站兑成面粉,手工擀面,借助某社员家的大厨房,当晚煮好大锅面条犒赏辛勤开路的所有人员,算是酬劳)。记得69年我的每天评定工分只有社员的一半,社员全劳力、强劳力最高得分12分,我们刚来,农活不怎么熟练,和妇女儿童一样待遇,属于所谓半劳力,每天只得6个工分。好在我们路后副业收入不错,记得69年路后生产队分红决算每个工分值为0.098元,我的一年劳动可得58元多,扣除当年分配约有500斤的工分粮的款项,那年稻谷每百斤9元,我的69年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实际分红现金所得大概13元多,刚刚够来回福州的路费。


以上选择3图均为1970年我回福州探亲归队后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务农记载。到11月30日为止,1970年我出工217天。


上面四图是我自己剪裁废旧表格纸装订起来的1971年记工簿,可以看出我是3月29日开始了在渔村耕山队的劳动。耕山队老农多、妇女多、少儿多,我们知青都爱去,一是劳动强度相对会轻松,更主要的是耕山队有办集体食堂,我们知青省却了砍柴、种菜、做饭的繁琐、烦恼事情,甚而每天披在身上的臭汗酸味的劳动衣裤都可以麻烦煮饭的婶婶婆婆们帮我们洗净晾干。耕山队每年都有生产春茶、夏茶和秋茶。记工簿里不时可以找出我参加锄茶山、喷农药、灭茶虫的茶园管理,以及白天上山采茶、晚上加班做茶的劳动记录。


上面5个图面是1971年3月路后生产队记工员发给我的那本《社员劳动手册》封面和封底及其中的各页画面。我刚去耕山队不久,队里做种的紫云英(冬天撒播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来年春耕犁田化作绿肥)熟透了,就把我召回一起抢收田里的紫云英。因此专门发给我这本记工手册,每天出工都由生产队记工员登记盖章。那几页画面的宣传文字清楚地展现六、七十年代全国的政治标语口号。 这本社员劳动手册实际只记载我被临时召回抢收紫云英的几天。   1971年全年我出工只有179天,因为,那年闽北山区甚至全省农村被强大的流行病疟疾所侵袭,我们知青参加繁重的双抢劳动,缺食少喝,营养跟不上,在劫难逃,几乎个个都打摆子(疟疾的俗称)。那年夏秋时节,我连续两次打摆子。染上疟疾后,上午低烧,下午高烧,夜里讲胡话,服了好多奎宁片,连续几天滴米未进,在农友的扶送下来到渔村大队合作医疗站挂瓶点滴,好不容易才治愈,当时身体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家里知道后来信催我回福州休养一段,于是我向生产队及大队办好请假手续,九月上旬只身返回榕城,一直在家休息到十月下旬才念念不舍离开家里重返耕山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