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吉龙:童年回忆

2018.3.13 阅读:434 作者:孙吉龙

童年回忆


从我记事起,就感觉父亲是个非常严厉、非常讲信用、非常爱面子的人,勤奋、守信、节俭是父亲的根本。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困难时期既要吃饭又要读书,而当时父亲每天出工只能赚几毛钱,靠这几毛钱要养家糊口委实不易。父亲不抽烟,不喝茶,只喝一点小酒,配酒的菜或是几粒花生,或是几块菜脯。父亲虽然没上过学堂,但靠自学也能看懂报纸和少许书信,并能记普通的账。他会二胡三弦,还会下象棋、打麻将,棋艺很不错。小时候听过他弹三弦、拉二胡。


我小时候很调皮,但见到父亲如老鼠见到猫,大气都不敢出。父亲不在时,我就无所不为,忘乎所以。那时的冬天特别冷,经常尿床,被父亲发现就要抓起来打。兄弟打闹,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哭就要挨打。打破一个汤匙要打,打破一个碗更要打。在外面与别家小孩吵架,只要有人告状,无论是非,父亲都先打自己的小孩给别人看。那时家里住二层楼房,几个门的后面都藏着毛竹梢,父亲要打谁,随手就可以拿到。


小学四年级前,我对读书不感兴趣,考试常不及格,老师经常家访,老师回去后我总要吃一顿竹子枝炒肉(挨打)。对于父亲的举动,我当时非常不理解,非常恨他,感觉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当然,我也非常恨自己为什么不争气,为什么不听话一点,为什么不把书读好一点,但总是事与愿违,现在想起不免觉得惭愧。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多,想要吃一餐好的或是干饭,那是多么的不容易。记得那时杀火鸡放上面线一块煮,一人才能分到一小碗,鸡腿是人人都想吃的,但一般是给最小的弟妹。如是杀狗,那大家就能饱餐一顿了。从我读小学起,父亲每天早晨五六点就要到集美中学、集美侨校载肥,在自行车后架两边各挂一个大木桶,装满粪总重约有两百斤,一年四季如此。每天早晨他载肥回来,我们都还在睡大觉,所以父亲经常说我们很懒惰。


那时南洋的三位伯父和外祖父母经常邮寄泰国米回来,这种米煮熟后很香,不用配菜,一碗三两口就下了肚子。还有面粉、牛油、猪肉、康元饼干、药品以及布料、衣服、拖鞋等,甚至连铅笔等学习用具也都是海外寄回来的。面粉吃完,装面粉的布袋就用来做衣服的口袋。上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遇到困难,许多地方口粮不够吃,人们一个个骨瘦如柴,有的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甚至有人饿死。我们家因为有海外的亲人源源不断地寄钱寄物回来,生活还过得去。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千家富顾不了一家穷,与现在比起来还是有天壤之别。尽管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每次南洋寄东西回来,父母亲总要拿一些分给左邻右舍或亲朋好友,父母的乐善好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那时父亲还经常通过在新加坡的伯父和亲友,替人查找他们在海外的亲人,代他们写信、寄信,还贴邮票。不仅替本村的人,整个天马山前包括同安县只要有人相托,他都会乐于帮助。


我六岁多就跟姐姐去放牛。牛是农民的命根子,牛没吃饱是不能回家的,每次都要将牛喂得草肚(牛有水肚和草肚之分)饱饱的,然后让它喝水,喝得水肚圆滚滚的才敢回家。如遇下雨,就要去割草来给牛吃。1958 年夏的某一天,大伯父从南洋回来,当时我和姐姐正在山上放牛,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大伯父回来了,还不赶快回去”。我们何尝不想赶快回去见大伯父啊!和姐姐商量了半天,才由我一个人偷偷回到村口看看(在村口就可看到家)。村口有棵大香心树,我躲在大树后边把头探出来朝家里看,刚好父亲在添猪食,他看到我,笑着向我招手,但我本能地缩回头,又跑回山上,将此事告诉姐姐。又和姐姐商量了好一阵,还是不敢马上回家。在那个年代,有一个人从南洋回来,全村甚至天马山前都会震动,是件非常了不得的事。随着兄弟姐妹的长大,我们多少都能帮家里做一些事了。我和姐姐的主要任务是拾猪粪和牛粪。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在村里到处转,看到有猪粪就捡起来,拾完猪粪再去拾牛粪。拾牛粪要到原来的集美砖瓦厂、炮兵营地、小农场、水产养殖场走一圈,然后才回家吃饭去上学。这大约是 1961 1963 年的事,那几年不管春夏秋冬,几乎天天如此。如果有月亮还好,没月亮天黑漆漆的,常把树看成是动物,心里害怕极了。有时忽然发现一团黑影,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如果一天能拾到二十斤猪粪,四十斤牛粪,比送一个饼给我吃还高兴。有时为了捡牛粪,中午要跑好几个山头。因小山头上有树可以拴牛,到树下把牛赶起来走动,这样牛就会拉粪。有时看到牛非常疲倦,嘴一动一动地在反刍,实在不忍心把它赶起来。


到了 1967 年、1968年,父亲开始带我去学载肥。当时我人小,而载肥的自行车又高,肥又重(两桶约 200 斤),要将肥桶挂到自行车后架上很不容易,需要懂得“使力”和“使势”才行。每次肥舀满,就要把车架放平,人站在车左边,用右手压住车架的右边,左手将肥桶挂到架上,手臂力不足,就要用臂弯来提肥桶。左边挂好后,再转到右边,用左手用力压住车架的右边,不然左边的桶会掉下地,再用右手将另一只肥桶提上架。这时脚要踮起来,所有的着力点都集中到腰部,有一次腰被扭伤了,人差点晕倒。还有好几次挂桶时,手指没及时收回来,被压得结“乌青血”。但我什么都忍,路终究是被我走出来了。


初去载肥时,最怕的是碰到老师和同学,能躲尽量躲,不能躲就把“夹子笠”压得低低的,赶快骑过去。那时载肥的人多,而肥源少,有时肥被别人舀走了,就要用水去冲厕所,赤脚下到粪坑底部,一点一点地舀上来。粪坑里的氨气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喘不上气(那时还不懂得会中毒),臭得令人作呕,现在回想起来还会有想吐的感觉。但为了生活,我坚持挺过来了。有道是习惯成自然,后来就慢慢习惯了,碰到老师、同学不仅不躲,还主动跟他们打招呼。


1964 年、1965 年,“四清”运动过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全国各地到处都很乱,派性纷争,互相造反,长期在一起相处非常要好的邻居、朋友,甚至亲戚也会反目成仇。当时就有人检举我们家亲人从海外寄回来的钱是特务经费,说父亲就是国民党派遣回来潜伏的“特务”。说临近解放大家都要跑出去,为什么父亲反而会回来?说我们家私藏枪枝,结果就被抄家,真的是挖地三尺。我们家有一口水井,他们把井水打干,把井底的泥土挖上来,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最后把我们家里多年积攒下来的七八千元人民币还有金项链、银元和一些古物,全部没收了。他们没收东西是不用列清单打收条的。当时我们家所有的钱和东西都被没收查封,连吃饭、看病一分钱都没有,还要被人取笑,父母亲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耻辱。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来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都受到了“上天”的惩罚。


当时因兄弟姐妹多,感觉无论是什么都很好吃。一“鸡角公”(很大的碗)的菜端上来,一人夹一下马上就见底了,一砂厘锅(铝锅)的饭一下子就吃完了。小孩吃完了,大人往往就没得吃,因为妈妈总是最后一个吃饭,所以妈妈经常饿肚子,而我们都不懂事,从不知道留一点给妈妈,后来想起真是羞愧难当。父亲年穿的是布纽扣跳蚤布汉装,打赤脚,他用的锄头特别沉,重近四斤,还不包括锄头柄,锄头沉翻地深,却要使加倍的力气。父亲无论做什么都不愿落人后,所以凡事都要比别人更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也懂得了他对子女严厉的苦衷。他们是恨铁不成钢,处在那样的年代,要养活十几张嘴,他们一直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如果他们当时的情况换到现在的人身上,恐怕十有八九的人都会支撑不住。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很多的痛苦和压力是无处申诉和渲泄的,所以他只能发泄到我们身上。现在细想,父母的确不易,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改革开放以后,靠党的富民政策,我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为了弥补父母的辛劳,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我经常和父母亲说,我出钱让他们外出旅游,但他们都不肯,只到过新加坡和泰国拜访三位伯父和外祖父母及舅舅、阿姨和亲戚。他们的三餐,我经常交代要买好一点多一点,但他们都嫌贵,经常说能吃饱就好,菜吃不完,也舍不得倒掉,留着下餐再吃。送给他们的新衣服,他们也都舍不得穿,甚至病痛也怕花钱而硬挺着,不去看医生。


在我心目中,母亲是最伟大最无私最善良的人。每餐吃饭,她总是最后一个吃,吃的都是我们吃剩的残羹剩菜,而且经常连残羹剩菜都没得吃。有客人来,她就用侨汇券买来山珍海味煮菜给客人吃,自己从没上过一次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她老人家心地好,从来不与人计较是非得失,遇事总是静静地,默不作声。记得小时候,母亲既要煮饭、洗衣、养猪、养鸡鸭,又要到山上去帮助播种、收割,晚上还要缝补衣裳,经常从凌晨忙到深夜。靠着吃苦耐劳,她带我们兄弟姐妹十二人度过了重重困苦。


母亲经常教育我们,“给人欺会吃会睡,欺人不会吃不会睡”,“偷偷拈,一世人缺欠”,“不是我们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不能要”,“大富由天,小富由勤俭”。我们长期在父母亲的熏陶下,秉承他们的优良传统,事业总算小有成就。诚如大伯父生前所言,一切托天庇佑,托祖先的庇荫,托众人的支援。成长不忘父母恩!做儿孙的当铭记父母亲曾经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他们的辛酸劳苦,没有他们的慈严呵护,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事业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