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锦星:厚重的母爱

2018.5.12 阅读:252 作者:汪锦星

厚重的母爱

——写在2013年母亲节

汪锦星

 

母爱,这个人尽有之的情感,在一般情况是天然而连贯的一个整体——呵护、焦虑、责备、教育、期待、奉献……然而,由于具体的际遇,我感受到的母爱却不完全天然,也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但都无比的厚重。

 

母亲,也就是我的生母,生下我后,没能多看上几眼,就把我交给我的养母,只身到香港去了。我感受到她的母爱是在养母去世后。那年,我19岁,插队在上杭县湖洋乡。有一天,我在田里劳动,邮递员交给我一封香港来信。打开一看,首行“锦星我儿”的字眼强烈地震撼着我:难道,这世界上,除了刚去世的母亲,我还有一位母亲吗?匆匆看完信,我茫然地坐在田埂上,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信中所说都是真实的吗?——由于时代的原因,在我刚呱呱落地的时候,她必须刻不容缓地出走香港。情急之中,找来了她的铁杆姐们——我的养母,把我交给她就匆匆而去。到香港一段时间后,为生活计另嫁了人并隐瞒曾经生过儿子的经历。虽然生活还过得去,但一块心头肉留在厦门,总让她牵挂。为此,她时常寄些钱物给我的养母,作为补偿也聊以自慰。但寄钱物总得给家人一个说法,于是,就说我是她的干儿子。文革前,她和养母的联系较勤,文革中几近中断,近期才知道我养母已去世,而我被发配到艰苦的山区。于是四处打听我的下落,最后,终于在养母的另外一位姐们那里得到了我的地址。

 

看完信,我陷入了人生的首次艰难抉择——认与不认?认吧,在本来就有的资本家这个黑色“胎记”上,会再加上华侨关系的灰暗颜色,恐怕这辈子难有出头之日。不认吧,又难以成眠,脑子一直不由自主地搜索着孩提时,大人们对我的一些奇怪的举动和只言片语,这一切都似乎和我的“干妈”有关。在辗转难眠之间,一种从小就有的特别的感受在心中迅速升腾。这种感受,使我从小就喜欢看《雾都孤儿》这样的小说,也喜欢唱带有妈妈字眼的歌,特别是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总会把自己唱得泪眼涟涟。最终,在这种感受的驱使下,我给“干妈”回了信,但信中不知说什么好,记得只告诉她我的联络地址。此后,她隔三差五地寄些钱物给我,并要我告诉她需要什么。而我总是觉得没啥好说,回信总是简单得像是收到钱物的“收条”。

 

19787月,我到厦门造船厂工作后写信告诉她,我有工作了,让她不要再寄钱物来,然而,她还是一如既往地隔三差五地寄些钱物给我,而我的回信还是简单得像“收条”。

 

第一次见到生母是1979年,她带着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来厦门看我。妹妹从那时起至今都与我走得挺近,现在她还时常以揶揄的口吻回忆那次见面:母亲告诉她,要来厦门看“干儿子”,而在厦门华侨大厦见面时,她却愣住了,这个“干儿子”的脸简直就是母亲青年时代相片的“复印件”,她心里嘀咕着,有模样这么像干妈的“干儿子”吗?三个人没说多少话,却坐得很久,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时间在流逝。

 

后来,母亲时常来厦门,并和我丈母娘很要好,她告诉我丈母娘,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期望着我能叫她妈。但我一直叫不出口,直到2004年母亲病危,我赶到香港,在她的病床前才叫出第一声“妈妈”。此时,陷入深度昏迷任凭医生如何摆弄都没有反映的母亲眼角滚出了一长串泪珠。这串泪珠引起我的陶然大哭,这哭声里也许包涵着许多说不清却令人心酸的倾诉,连见惯这种场景的值班护士都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遗憾的是,我的哭声没能唤醒母亲,她再也没能听见我叫出的第二声“妈妈”。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我没能一直守在母亲的病榻前。回厦门没几天,我就收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由于短期内连续签证的手续繁琐,我没能去香港送母亲最后一程,只能把哀思化为文字,托我妻子去香港在她的灵前烧递。这篇哀思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母亲在香港走了,据说是平平静静地走的。远离,是我与母亲天定的主题,没能在身边送她,只能‘平平静静’地悲情涌动,不自觉地全身发冷,在千里之外、在心中布置悼念的仪场。她平静地走了,但在生命的最后里程,她的心中是否倒海翻江?母亲的履历是战争的悲剧与苦果——被战火驱赶着,从北方来厦门再到香港。飘零岁月教会她一口纯正的国语、闽南语和粤语,但这使她愈加迷茫——不知乡关在何方?只有在‘他乡为异客’的苦乐年华中让心结出老茧,让时光流淌出平静中的坚强——平静地接受命运的任一安排;平静地将儿子送人,然后只身闯荡香港;平静地想念儿子,只有在儿子失去养母时才予相认;平静地在病榻上接受子女们的慰问;平静地迎接死神的到来,没有眼泪,更没有恐慌。香港与内地是一道鸿沟,不能前往奔丧,只能继承母亲的坚强,‘平平静静’却刻骨铭心地感受永远失去母亲的哀伤。”

 

生母把我交给养母时,我出世还不到24小时。而我的养母没生育过儿女,情急之中,只能雇奶妈把我抱走。从此,奶妈便成了我直接感受母爱的载体。虽然,奶妈早在1963年去世,但她的音容笑貌至今还能在我的梦中完整地展现——白净而慈祥的脸庞,丰腴的身段,略有口吃的发音。听说,我出世时,眼睛没睁开,大家都担心这孩子是否会是个瞎子,奶妈更是担心,日夜不停地观察。三天后的半夜,奶妈用油灯照我,发现我的眼睛睁开了,立即激动地跑到我养母家敲门,并大声喊“婴仔眼睛睁开了”。这喊声大得足以把全巷子的人都吵醒,许多年以后,街坊们还以此来“消遣”我,而我不但不会生气,心中还似乎会回荡起那个半夜里的急促、激动的慈爱呼喊。

 

我被抱回家后,奶妈还时常跑到我家,还总要问我养母“你有打阮婴仔无?”(厦门话)而在我眼里,她那狭窄昏暗的家就是我童年的快乐天堂,有事没事地都往她那里跑,都上小学了,我还会赖在她的怀里撒娇。除了奶妈一家外,我还“应当然(厦门话,即:理所当然)”地接受奶妈家邻居们的疼爱,只要到台光街,总会有人热情地招呼我,并要我叫他们舅舅或者阿姨或者什么的。

 

1963年奶妈去世,由于她唯一的儿子在沙县过世了,家里只有一个大我几个月的姐姐,我自然成了“孝男”,披麻戴孝地送她“上山”(厦门话)。此后,她时常出现在我梦中,就是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读出”她面庞上的各个“部件”。

 

奶妈为什么老问我养母“你有打阮婴仔无?”这缘于养母的管教较严。养母生性豪爽,常仗义疏财,解放初,以支持和资助丫环们“求解放”而和富贵朋友翻脸出名,以至在她的朋友圈里获得“黑脸包公”的绰号。养母没有生过小孩,却养有我和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收养我们的原因都一样,就是帮助朋友渡难关。养母是养父的小老婆且年龄小30岁,上世纪50年代《婚姻法》出台后,为了贯彻一夫一妻制,政府曾动员她离婚,但为了给我们兄弟姐妹有一个和常人一样的家,她拒绝了政府的好意。

 

养母的家教很严,客人来了要起立问好、不能乱跑当野孩子、读书成绩要4分以上(那时实验小学实行5分制)。如若不然,就要“竹仔枝滚肉皮(厦门话,即:意为用竹条打小孩)”。

 

“文革”里的武斗时期,子弹乱飞,养母当然不让我出门,而处于叛逆年龄的我,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一旦脱离大人的视野就抬起脚往外面跑,老让她担心。这时,当然是少不了要品尝“杈仔(厦门话,即:打小孩的竹条)”的滋味。

 

这杈仔既是母亲威严的体现,也是母爱的表现,就像牧羊人手中的石子和鞭子——既是制约“羊们”活动范围的工具,也是保证“羊们”温饱与安全的手段。现在想来,还真要感谢她的杈仔,如果从小没有她的严格管教,就没有我受用一生的安身立命原则。

 

养母是威严的,但不失温和。生病时,她会耐心地哄着我灌下一整钵子的“青草茶(厦门话,即:民间草药汤)”;发烧时,她会背着我半夜去敲巷子对面许瑞成医生的门;吃饭时,她会单独为我加些蒜头、辣椒等“料草(厦门话)”,后来,我才明白,我的生父母都是河北人,遗传基因的作用让我从小就口重得无法与家人吃一样的饭菜。她去做临时工补贴家用时,也总要带着我,由于我调皮好动,要么弄坏人家的纸箱,要么在马路边乱蹿,导致她的工老打不长,最后只好当全职家庭妇女了。最难忘的是19694月,我“偷”了家里的户口本,瞒着她报名去上山下乡。当我把获得批准的“喜讯”告诉她时,急得她直说:“你还那么小,怎么做得了‘农哥’?”。我要出发的那天,她病重卧床,但还是硬撑着起来,特地做了一餐我最喜欢的番仔番薯(厦门话,即:马铃薯)咖喱饭。我下乡后,她总是想着要寄些东西给我,甚至连咸鸭蛋都寄。

 

1971年农历625日,我收到迟到两天的“母病危速回”的电报,再辗转赶回厦门时,已见不到她的最后一面。面对她的遗像,我似乎又听到了她的教诲:“要懂事,以后的路全靠你自己走了……”

 

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是养母的忌日,每年的这一天,我们兄弟姐妹们都要聚在哥哥的家里,虔诚地祭拜这位为了我们几个幼小的生命免遭遗弃,并以放弃幸福生活为代价,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地养育我们成人的伟大母亲。

 

2013719